银行业差异化分层监管到来

未来，确保各级资本的充足和维持均衡合理的资本结构，将越来越成为商业银行强化自身竞争力的核心要素。在差异化监管下，不同银行也将在发展速度、经营策略和业务布局上采取更多灵活的主动性选择，进而带来经营格局的调整变化。

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，大型金融机构的无序破产将危及全球金融系统稳定性，并给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的溢出影响。为防范大型金融机构发生重大风险的可能性，金融稳定理事会自2011年起每年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（G-SIBS）名单，并对该类银行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。同时，为有效解决“大而不能倒”问题，二十国集团（G20）领导人于2015年11月批准了金融稳定理事会提交的《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条款》，明确了总损失吸收能力的国际统一标准，提出大型金融机构应具备充足的 损失吸收能力，在陷入危机时，采取“内部纾困”的方式维持关键业务和服务功能的连续性，避免动用公共资金进行“外部救助”。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要求，多数国家或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了总损失吸收能力的监管框架。

我国于2009年加入巴塞尔委员会（BCBS），并以巴塞尔协议Ⅲ（2010年版）为基础，2012年制定了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2018年末结束过渡期，成为我国现行的资本管理办法。在此基础上，为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框架，2018年11月，一行两会联合印发《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，明确了我国银行业、保险业、证券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识别、附加监管和恢复处置的总体政策框架，成为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总纲性文件；2019年11月，鉴于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，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起草《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；时隔一年，2020年12月，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联合发布《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》，明确了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认定的基本规则。2021年，为做好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工作，在征求意见稿基础上，《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（试行）》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，并自12月1日起施行，为实施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提供了指导和依据，成为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的一般性框架，为后续制定不同组别和类型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具体监 管方案奠定了基础。10月29日，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和财政部发布《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》，保障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具有充足的损失吸收和资本重组能力，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健康性。

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落地，我国金融监管政策与国际接轨又迈出重要一步，标志着宏观审慎管理架构进一步健全和深化，有助于提升国内金融监管质效，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，对提升我国大型银行资本实力和信用评级，更好参与全球竞争产生积极影响；也标志着我国银行业正式进入差异化监管时代，不同银行因经营条件、监管条件的差异会带来基本面的进一步分化。

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平稳增长，远高于监管要求。从2012年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发布至今，银行业通过复杂资本工具补充资本逐渐普及，实现了二级资本工具常态化发行，一级资本工具以优先股、永续债等为代表，发行规模日益增大，我国银行业资本补充架构日益完善，资本补充进程不断加速。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末，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、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0.67%、12.12%、14.80%，各级资本充足率均远高于整体监管标准（7.5%、 8.5%、10.5%），较2013年第一季度末分别提升0.82个、2.27个和2.52个百分点。尤其是伴随近年来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、永续债等发行规模持续增长，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增长态势更为显著。

当前，我国19家系统重要性银行均满足附加资本要求，杠杆率影响无实质性约束，但不排除个别股份制银行后续资本压力可能加大。以2021年第三季报数据静态测算，工商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、招商银行6家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高出达标要求2个百分点以上，具有较为充足的安全边际；但也有5家银行安全边际不足1个百分点，全部为股份制银行，这些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可能触及自身设定的资本规划下限，导致资本缓冲安全垫不够。杠杆率方面，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末，大中型银行杠杆率基本处于6.5%～8%的中枢区间，杠杆率最低的银行也接近6%，即使按照最高组别 D-SIBS 的杠杆率要求也仅需要4.75%，当前均满足附加杠杆率要求且有较充足的安全边际。

在永续债等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加速发行下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质量有所改善，整体较高。按照BASELⅢ和银保监会的安排，其他一级资本可以有1%的缓冲区间，二级资本较为经济的比例大致控制在2%左右。2018年末，商业银行整体其他一级资本实际仅有0.55%，且为历史较高水平，而二级资本则达到了2.62%的高水平，其他一级资本与二级资本的缓冲空间失衡，结构问题凸显。但随着2019年1月中国银行获批发行首单永续债，进一步打开了我国资本工具创新之路，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其他一级资本工具补充的重要渠道。2021年第三季度末，我国首批19家D-SIBS的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边际平均为1.78%和2.62%，资本质量有所提升。

后续，商业银行将面临更高的资本达标要求，核心一级资本增长偏慢，资本管理压力有所加大。在当前大力支持实体经济、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、营利能力趋缓的背景下，商业银行内生增长能力偏弱，叠加外源性核心一级资本补充渠道有限，未来风险压力可能依然较大，资本管理压力整体有所加大。伴随D-SIBS名单出炉和中国版TLAC管理办法落地，部分银行中长期将面临更高的资本管理能力要求。尤其是对于已入选G-SIBS的四大行和未来几年可能逐步入选的多家银行而言，更需未雨绸缪，差异化调整应对。

未来，要优化银行的资本境况，有效支撑业务开展和风险防范，需站在战略高度进行规划部署，从资本充足率的分子和分母两端入手，紧抓盈利留存、资本工具扩充、风险防控等主渠道，平衡好内源性资本积累和外源性资本补充的关系，多策并举，差异化调整应对。

内源性资本积累。一是加强负债成本管控，稳定存贷利差和净息差运行，避免ROE（净资产收益率）水平过快下滑。加强综合负债成本管控力度，提高核心存款承接率，进一步加强对高成本负债的量价限额；提高手续费净收入和佣金收入，降低业务及管理费；经济回暖带动资产质量改善情况下，减少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力度。二是积极推动向轻资产业务转型，提升资本运用效率。优化表内外资产负债结构、业务结构与客户结构，控制表内外风险加权资产的过快增长，压缩过于复杂的业务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，逐步压降盘活低效资产；大力发展财富管理、资产管理、资产托管、委托代理、投行顾问等低资本消耗且真实隔离风险的“表表外”业务，提升中间收入占比，减轻对息差及资本的依赖；强化集约化、精细化管理能力，建立以EVA和RORAC为目标的绩效评价体系，完善资本收费机制，引导分支机构形成资本节约理念。

外源性资本补充。一是择机发行可转债，推动主要股东转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；二是针对银行自身禀赋优势，定增、配股等方式亦是可选项；三是进一步发力二级资本债和无固定资本债券，夯实资本实力，提升抗风险与经营能力；四是中资G-SIBS需积极探索发行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，在夯实损失吸收能力的同时，拓展长期资金来源，优化负债结构，增强信贷投放能力；五是适时引入战略投资者，增厚资本、优化结构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。

此外，基于监管成本和自身发展权衡，采取差异化应对策略。从D-SIBS评估角度看，大型股份制银行特别是资本管理压力相对较大的机构，可建立D-SIBS评估的同业对标机制，对规模、关联度、可替代性、复杂性等要素进行全面比较和评估，适度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和表内金融机构间的业务往来，以达到在D-SIBS评估中降低得分的目标，进而减轻资本管理压力。